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”
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“北大红楼”,一个名为“先生回来”的展览正在进行;主角是蔡元培、胡适、马相伯、张伯苓等十位现代文化史上的大师级人物。
1919年5月4日,北京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从红楼出发,数千名学生会集一起,反对一战结束后当局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。红楼由此成为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发源地。
此后96年间,人们从未停止对“五四”运动的纪念。这场运动的先驱,及其“背黑暗而向光明,为世界进文明,为人类造幸福”的历史抉择和精神力量,也烛照未来,影响后来者,成为东方古国重新屹立世界的底蕴和力量。
大学:主动参与社会变革
在今日北京大学校园一隅,一棵巨大的雪杉下,竖立着“五四”运动先驱、奠定北大新型大学雏形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半身铜像。
这位贯通中西的学者推行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;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,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学府奠定了精神基石。“五四”运动正发生于蔡元培任校长期间。
“奇妙的是,几乎所有的北大人都承继了北大的传统性格,都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。圣地的火种从未熄灭过。”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所写的《永远的校园》中说。
“五四”是北京大学的精神烙印。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,对于一所大学来说,能在如此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,深刻影响其进程及方向,这可是千载难逢的。
忧国忧民,这是烙在中国大学和一代代大学生身上的历史印记,深深融入血脉。
伴随国家衰落、民族忧患产生的中国大学注定如此。在“五四”运动中,学生成立了清华国耻纪念会,并立下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人民土地主权的誓词。这种对列强欺凌痛心疾首而奋起反抗的爱国精神,被老学长们称为“哀兵士气精神”。
一部中国现代史,也是一部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热血青年为国为民奋斗史。这一精神传统在当代被赋予新的内涵。
“在我看来,大学不仅生产知识、培养学生、出科研成果及学术大师,还应该有批判精神与思想力量,能够主动介入当下中国的社会变革。”陈平原说。
大师:先驱思想绵延至今
风雨飘摇的年代,却也涌动着澎湃激情。国家命运动荡之际,大师辈出。他们追随时代步伐,背负抗争命运、救亡图存、励精图治重责,为改变民族命运前赴后继,把热血融入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历史洪流中。
被毛泽东称为“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”的陈独秀,主编《新青年》杂志,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,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。
“高举革命旗帜第一人”的李大钊,撰写《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》一文,驱走了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心头的阴霾,指明了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真理,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。
……
谢冕认为,中国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,提倡了一种对旧世界的批判以及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。他们既富有理想又敢于行动,特别是面对重重压力而始终坚定和自信。
“五四”运动的意义远超出90多年前的那场学生运动和在当时引发的社会变革。
“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那个时候由先驱们建立起来的思想、学术、文学、政治的立场与方法,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。”陈平原说。
陈平原认为,一代代中国人,从各自的立场出发,不断地与“五四”、与“五四”大师对话,赋予其各种“时代意义”,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;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、碰撞与融合,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。
大道:变革时代的青年价值
恩格斯说,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。
1915年,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第一卷第一号(时为《青年杂志》)发刊词《敬告青年》中说:“青年之于社会,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”,希望他们“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,而自视不可卑也”。
彼时,民穷国弱,山河破碎。无数优秀青年受“五四”精神的感召,为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而强大的中国,贡献青春与汗水,乃至抛头颅、洒热血。
如今,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,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、责任与命运。”陈平原说,当代青年面对的不再是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问题,而是价值观与人生方向的选择,这是关涉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。
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去年“五四”期间在北京大学同师生座谈时说,时间之河川流不息,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,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、创造历史。
习近平还曾强调,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,青年一代有理想、有担当,国家就有前途,民族就有希望。
尽管当今时代物质发达、生活无忧,但要实现中国梦,依然需要激情和高尚精神涌动于血管。“五四”运动提出的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的历史命题,在今日需要具体化为当代青年认同的价值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。
鲁迅曾写到,今日中国,依旧“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”,他们才是“中国的脊梁”。陈平原认为,其中就包括无数可敬可爱、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青年。